John Prideaux, James Bennet,
Charlotte Howard | The Economist
王尧池(译) 渡波(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在特朗普与鲁比奥访华之际，留在白宫“守家”的万斯自嘲像《小鬼当家》的麦考利：“白宫里非常安静，我得过会儿才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而就在出访前，特朗普就2028大选公开点将，他问选民是喜欢鲁比奥还是万斯更多一些，并称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听起来不错”。
然而这一温情叙事背后，是共和党步入2026年中期选举时的焦灼。民调显示，受通胀压力与美伊冲突困扰，共和党目前落后民主党10%以上。在民意面前，共和党当前处于高度防御的状态，担心失去中西部郊区和年轻男性选民。而在查理·柯克离世后，共和党内仍未出现能够赢得年轻选民及网络另类右翼信任的理想人选。
本文认为，特朗普本人在共和党中扮演着“过渡性人物”的角色，一方面他成功破坏了里根时代遗留的旧保守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却未能建立起一套稳固的新秩序。而万斯的理念则更为建制化，具体表现为“三个万斯”：孤立主义的万斯，亲工人阶级的万斯，以及主张文化战争的万斯。他在试图保留社会保守主义核心的同时，替换掉原有的外交和经济立场。
然而，万斯在现实政治中的表现充满了复杂性与争议。尽管他提出美国不应再当“世界警察”、不应与伊朗开战，却代表特朗普政府去与伊朗谈判。尽管他明知MAGA群体并不在意欧尔班，却跑去匈牙利为其站台，以此拉拢“新右翼”精英。访谈指出，这种与底层选民的脱节倾向，将是万斯未来政治生涯的最大挑战。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29期 总第309期
副总统万斯的政治哲学
约翰·普里多：美国的副总统职位是失败者的象征。建国初期，获得最多选举人票的候选者成为总统，得票第二即为副总统。而自1804年宪法第12修正案获批以来，正副总统的候选人开始以联合竞选的方式参选。如今，副总统一职不再只是“安慰奖”，而是观察总统候选人将如何执政的信号。
唐纳德·特朗普挑选J. D. 万斯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被视为他在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加倍下注。然而，MAGA的未来是否掌握在万斯手中？
“趁着特朗普不在，万斯宣布打击国内医疗欺诈举措，成为舆论焦点”——华盛顿邮报
我是约翰·普里多，这里是《经济学人》的“分权与制衡”播客节目。每周我们都会聚焦一个塑造美国政治的重大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今天的话题是：万斯的副总统生涯。万斯在2024年竞选活动中说，美国没有必要时刻在各地充当世界警察。对他而言，与伊朗开战似乎是个极其糟糕的主意。然而，特朗普还是袭击了德黑兰，并委派万斯负责领导迄今为止收效甚微的和平谈判。这说明万斯在政府中的地位如何？万斯及其思想对唐纳德·特朗普究竟有多大影响？本周我将与詹姆斯·贝内特和夏洛特·霍华德一同探讨万斯的近况及其思想。
夏洛特·霍华德：今天早上，我收听了一场来自战争部的新闻发布会，皮特·海格塞斯（现任国防部长）的演讲风格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每次听他说话，我都觉得非常震撼。我知道我不该感到意外，但我还是被震惊到了。他把媒体比作《圣经》中的法利赛人（Pharisees，犹太教中的一派，被耶稣批评道貌岸然），并把政府在伊朗的行动比作基督施展的神迹。
约翰·普莱多：你提到的那段《圣经》经文，真的是从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里编出来的吗？还是说那只是传闻？
夏洛特·霍华德：那是昨天的事了。昨天他似乎并没有引用《圣经》，反倒像是抄袭了昆汀的电影。
约翰·普莱多：好吧，我想在本周的节目中，我们会探讨本届政府对《圣经》的引用以及其他相关话题。
詹姆斯，我们本周之所以深入讨论副总统万斯，是因为你写的关于他的精彩专栏。你对万斯的思想及其近期动向都很感兴趣。在你采访的对象中包括奥伦·卡斯，你能先帮我们回顾一下他是谁吗？
詹姆斯·贝内特：好的，奥伦·卡斯是“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组织的创始人。这是一个中右翼智库，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共和党内新兴的“亲劳工”派。他与副总统万斯相识已有十年之久。万斯本人的许多经济观点，乃至于本届政府的许多经济理念，都与“美国指南针”一直以来输出的观点相似。
我认为，要想理解本届政府的整体情况，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财长贝森特以及经济事务高级团队中许多政客的想法，应当抓住这一背景：特朗普总统本人在共和党中右翼的变革进程中，扮演着某种“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他 2016 年的获胜在一定程度上是意外成功，所以有些不知所措。他显然预示着一个截然不同的共和党、一种截然不同的保守主义，但当时还缺乏相应的组织基础，也没有合适的人选进入到政府中。而 2024 年则完全不同。
所以我常说，特朗普 1.0 与 2.0 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迈克·彭斯与J. D. 万斯之间的区别。当然，特朗普本人还是 2016 年那个特朗普。因此，你可以看到本届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行动与 1.0 时期不同，其中一些亮点令我们感到鼓舞；但在另一些领域，特朗普的观点则更符合共和党的传统路线。
约翰·普莱多：那我们就从这些“亮点”开始吧。你认为哪些证据能体现出“新保守主义”——即万斯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以及今天所代表的那套思想？
詹姆斯·贝内特：我先大概列举几点，然后我们可以深入探讨。首先是贸易政策。政府继续激进地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构，以及美国与贸易伙伴关系的重新定义，其中大部分是为了服务于“再工业化”，更加注重工业政策和对关键产业的直接支持。
其次是移民政策。共和党如今已全面倒向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并追求更紧缩的劳动力市场。
最后是反垄断政策。像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安德鲁·弗格森这样的人物，其表现比传统的共和党人要激进得多，反而更接近莉娜·汗（拜登政府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以强势推行激进的干预主义政策闻名）。
此外，在劳工政策上也能看到这种变化：政府与工会组织的互动大大增加。劳工部的官员们得到了“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等工会的积极支持，这在他们的许多行动中都有所体现。
约翰·普莱多：你认为这种论调目前在共和党内部胜出了吗？
詹姆斯·贝内特：从长远来看，是的。但在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中，它还没有。选举产生的政党领导层的态度变化，总是比实际形势慢半拍。在国会里，那些最资深的共和党人现在还满怀疑虑，而政府那边也还没能成功让国会让他们的议程变成法律。
但年轻的民选官员——如鲁比奥、万斯、伯尼·莫雷诺、埃里克·施密特、乔希·霍利、吉姆·班克斯——都是坚定的倡导者。再往下一层，法律界、智库和学术经济领域未来的领导者们也都压倒性地支持这一立场。由此可见，这一立场反映了该党的未来走向。
约翰·普莱多：所以万斯处于党内代际交替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前沿。
詹姆斯·贝内特：没错。如果你今年45岁及以上，那你会记得冷战；但如果你 42 岁或以下，你或许没印象了。我42岁，所以我算得上是“新右翼”里的元老了。我们钦佩里根，但他的革命和冷战都已成为历史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9·11 事件、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金融危机、与中国的自由贸易、阿片类药物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在与蒂姆·沃尔兹的副总统辩论中，万斯的开场白是：“我今年 40 岁。”这不只是修辞。
我们正见证着一种转变：里根时代奠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围绕“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来建构。特朗普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但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他留下了开放的空间。
约翰·普莱多：你知道，想到万斯，你可以认为他的理念有三根支柱，对吧？也就是：孤立主义的万斯，亲工人阶级的万斯，以及主张文化战争的万斯。虽然这是个浅显的分析，但你可以这样归纳。你认为他的重心在哪？
詹姆斯·贝内特：我认为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恰恰体现了共和党内正在发生的代际交替。如果你回顾里根时代所谓的“融合主义”（Fusionism）及其三个支柱，它本质上代表的是：传统的社会保守主义，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以及外交上的干涉主义。作为赢得冷战的手段，这在当时非常有意义。
当下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就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也就是把这些统统抛弃。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去看万斯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你会发现他又谈到灾难、悲剧的主题，也就是我们的就业机会被送到其他国家了，我们的年轻人被送到海外打仗去了。
乍一看，这似乎只是一种漂亮的修辞技巧，好像这两件事能有什么实际关联？但实际上，这从实质上摒弃了里根式共和党主义中的两个核心要素，而万斯正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先锋。所以总体而言，在我们思考新右派代表什么，以及万斯所表达的内容的时候，会发现：他保留了社会保守主义的核心，但将外交立场和经济立场全都替换掉了。我甚至认为，这种新立场才是更纯粹的保守主义。
约翰·普里多：夏洛特，对那些还在怀疑万斯的人来说，过去这一周可以说很有意思。我的意思是，他跑到匈牙利去声援欧尔班，结果欧尔班输了连任竞选，这个举动就像是在支持某种后自由主义的美国，一种全新的美国保守主义，跟里根时代那种旧保守主义截然不同。然后他又去了伊斯兰堡，代表特朗普政府去谈判，问题在于这场战争本来就是特朗普政府自己卷进去的，而他本人并不支持。你看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为了往上爬，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奥伦·卡斯刚才论述说，万斯其实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如果你像奥伦·卡斯那样仔细审视他，会发现他比你想象的要一贯得多。你被说服了吗？你怎么看奥伦说的？
夏洛特·霍华德：我觉得他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更一贯了。詹姆斯在专栏里说得很精彩，他指出万斯是个有大想法（big ideas）的人，或者至少他喜欢将自己看作是有大想法的人。如果你去读万斯自己的作品，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接一个陷入热恋的人，每一次都热烈地投入，然后很快就转向下一场思想运动。他有一段时间是无神论者，还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不在乎上帝的无神论者，他会阅读大量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等人的无神论著作。后来他又改宗天主教，关于这点他写得非常动人。我的意思是，他真是个很棒的作者。我记得有一篇他2020年写的文章很有趣，可以推荐给听众，讲他最近皈依的经历。不过，如果你从2020年往后看，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是有连贯性的，那就是他根据个人宗教生活构想的政治纲领。这套纲领，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最贴切，那就是：全球精英向你们兜售了一大堆空头许诺，而目前的制度以及美国社会致力于推进的这种进步，实质上是空洞的，把普通美国人抛在了身后。对于如何扭转这种局面，他有一套系统性的计划。我觉得这个逻辑还算相当自洽。你同意吗，詹姆斯？
詹姆斯·贝内特：呃，我同意，他现在确实符合奥伦·卡斯所勾勒出的那个框架，我也认为它是自洽的。不过，这……这可以说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祸根，或者说，也许这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有这样一类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总是在摸索新的想法；而一旦抓住一个新想法，你会发现他们往往缺乏谦逊感——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可能再次犯错，或者可能做得太过火了……而万斯就是这样，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彻底转变了立场。你读《乡下人的悲歌》，全书讲的都是个人能动性很重要，一切取决于个人，我们不能找借口。让我给你念一段，这个星期我重读时提醒自己的一段话。《乡下人的悲歌》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大谈勤奋工作的价值，却又对自己说，我们不工作的理由是某种被感知到的不公。奥巴马关了煤矿，或者所有工作岗位都跑到了中国人那。这些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谎言，以解决我们眼中所见的世界和我们所宣扬的价值观之间断裂所产生的认知失调。”要知道，那些话在当时被他视为谎言；而今天，万斯所谓的绝对真理，恰恰就是当初的那些话。但正如你所说，那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转变，而且近来他在这点上也是一致的。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可是从托洛茨基派分子起家的。只不过在万斯身上，这个过程发生得更快罢了。
夏洛特·霍华德：看来这期播客，我们要引用万斯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原文来交锋了。不过我最近在读他2020年在一本叫《盏灯》（The Lamp）的天主教刊物上写的文章，你为写这篇专栏做研究的时候读了吗？他在那篇文章里算是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平衡点，对吧，就是把个人责任与所宣称的同情心结合起来。意思就是，在基督教里，你“执着于美德，但又认识到美德是在更广泛的共同体语境下建构的，同情世上温顺贫穷的人，却不将他们仅仅视为受害者”，诸如此类。所以，他今年夏天在写一本关于天主教的书，我并不意外，因为这确实帮助他兼顾了这两种观点，对吧？就是说，这里存在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他在那篇文章别处谈到，某种文明的受害者，这正是基督教界定那些受压迫者的方式。而这显然已经构成他如今叙事和政治观点的一部分。因此，他在 2020 年为《盏灯》撰文后，现在试图向比当时更广泛的受众解释天主教如何支撑他的世界观，这并不令人意外。略显尴尬的是，此时他正因为神学问题在批评教皇。我不确定万斯这套纲领能否成功。我认为他非常擅长写文章，也很有本事写出了《乡下人的悲歌》。但他不太擅长演讲。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沟通能力能否胜任这项任务，但他这么做我并不惊讶。
詹姆斯·贝内特：夏洛特，你刚才正好说中了他身上让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他既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者，算是个知识分子，可同时又是美国精英阶层的一员。你看他的履历，耶鲁法学院毕业，当过兵，在硅谷待过，不到四十岁当选参议员，四十出头就当上副总统。我是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比他更精英了。所以，那一整套关于精英如何欺骗了你的论述，放在他身上就显得很奇怪，毕竟他自己就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你看，他有一个经典美国梦的故事，但如今，这个故事在他最新的讲述中，却变成了对他周围整个社会的一种控诉。不过，他身上还有一点，他能把这些品质融合到一起：既是个相当知识分子的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你们所说的有思想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极其狠辣好斗的党徒。说到你提到跟教皇叫板的例子，一个沉思反省的天主教徒，信仰对他极其重要，而且他新近皈依，视之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种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所以他似乎有能力……我不是说他对天主教的信仰不真诚。我是说，他有一种惊人的本事，能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自如切换。
约翰·普里多：詹姆斯，你花了整整一星期思考这个人，写了那篇精彩的专栏。回到万斯这个话题，最触动你的是什么？显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的时候，你首次写了有关他的专栏。是你追踪了很久的人物，现在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回头去看也有了不一样的视角。这周重新思考他，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詹姆斯·贝内特：J. D. 万斯是个公共知识分子，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热衷于大想法。我这周写的内容中，一部分就是在讨论一个人执着于大想法、制定大战略、构建大的思想框架有多难。这一点在奥伦·卡斯谈到“共和党的立场应该是什么”的言论中也能听出来。但他伺候的这位总统，却是以去意识形态的方式发动整场运动的人。我们都知道，“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核心，就是特朗普的冲动与直觉，而他这个人又极其善变。你刚才也提到，眼下这场伊朗战争，就彻底打乱了万斯那套关于外交政策和美国在世界该如何自处的理论。不过，万斯是个非常老练的政客，我觉得他这次处理得其实相当高明。他现在的站位决定了，照这个局势，不管结果怎样，他在政治上都会是赢家。他把自己塑造成了特朗普的首席和平缔造者。要是能达成协议，他就能揽下几分功劳。但同时，通过匿名泄露消息，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实际上，还不止如此。他先是反对战争，接着又主张打有限战争，后来又赞成全面开战。所以到头来，无论结果如何，万斯最后总能落在一个对他有利的位置上。他这周的布达佩斯之行人就欠考虑多了，我在专栏里也提到。他想在最后一刻去干预选举、力挺欧尔班，结果我觉得弄得他相当难堪，丢了不少脸。不过，这做法也很典型，是典型的万斯风格，就在于那个大想法。你瞧，万斯和欧尔班一起亮相，说美国和匈牙利、特朗普和欧尔班正并肩作战，力图拯救西方文明。万斯把这件事看得就是这么重。他宣称，西方文明根植于基督教价值观，并将其视为一场十字军东征。然而匈牙利的选民听到了他的话，却表示：我们不喜欢腐败，不喜欢这届政府的运作方式，不喜欢匈牙利这些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于是他们就把欧尔班选下去了。而这恰恰说明，万斯那些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宏大理论，有时会与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体验产生脱节。
约翰·普里多：好了，稍后我们将听到万斯与往届副总统的比较，来上一堂小小的历史课。
若要寻找万斯的历史坐标，最好别追溯得太远。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副总统主要职责基本就是主持参议院，那时候是完全不同的职位。乔尔·K·戈尔茨坦是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荣休教授，也是研究副总统职位的学者。
他说，要理解今天的副总统职位，“最好从20世纪中期讲起。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副总统职位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由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统变得更有权势，副总统职位随之被并入了行政部门。很长一段时间内，副总统职位并没有被普遍视为通往最高职位的跳板，除非总统在任内去世。但这一情况随着理查德·尼克松的出现发生了改变，他在1953年到1961年间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
“尼克松当时年轻有为，雄心勃勃，获得了极高的曝光度。对我而言，美国副总统是一个伟大的职位。我认为民众必须对竞选并可能出任该职位的人的诚信充满信心。担任副总统并不意味着你必然会成为总统，但它在获得党内提名方面赋予了你天然的优势。当尼克松最终入主白宫时，他选择了当时的马里兰州州长作为他的副手。”
从某些方面来看，副总统万斯最让我联想到的副总统是斯皮罗·阿格纽。与万斯相似，阿格纽在就任副总统时也相对缺乏经验——他当时只当了两年的州长。阿格纽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尼克松政敌的“职业批判者”。他发表了大量演讲，质疑对方的爱国精神，并对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以及媒体等群体言辞犀利。
在今天的美国，那些喋喋不休的消极唠叨精（nattering nabobs of negativism，指自视甚高、整天在媒体上唱衰美国的精英）已经够多了。他们组建了自己的“4H俱乐部”，即绝望、歇斯底里，并且对历史疑心重重（hypochondriacs of history）。我认为万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种风格。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金融危机到大衰退，从边境开放到薪资停滞，那些治理这个国家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不同之处在于，阿格纽当年被他的上司尼克松刻意疏远，而万斯在我看来比阿格纽更有影响力，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万斯处于权力核心圈，而阿格纽显然不是。尼克松甚至打心底里受不了阿格纽。万斯能在特朗普核心圈占有一席之地，部分归功于吉米·卡特的副总统所做的努力。“代表们、朋友们，我很自豪能接受你们的提名，成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自沃尔特·蒙代尔担任副总统以来，这个职位已成为总统行政当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副总统真正成为了拥有极大权限、对总统府至关重要的核心角色。
“我下定决心，如果我当选总统，将赋予副总统前所未有的重大职责。”于是，卡特与蒙代尔共同创立了一套机制和资源配置，以强化副总统的职能。
随后的历届政府（无论哪一党派）基本上都效仿并传承了这些做法。学者戈德斯坦指出，副总统的特质很大程度上是由总统塑造的，这也让万斯显得与众不同。副总统的权力是“衍生性”的，归根结底，副总统被委派什么任务取决于总统。所以，取悦总统至关重要。万斯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忠诚，并且经常模仿特朗普总统的语言风格。这让他显得独一无二：我们从未有过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也从未有过像万斯这样的副总统。
约翰·普里多：詹姆斯，关于万斯作为副总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美国历史上总统与副总统之间最大的年龄差就出现在当下——唐纳德·特朗普与万斯之间相差38岁。万斯和特朗普的一些孩子同龄。听了刚才的历史课，你觉得阿格纽会是万斯一个很好的先例吗？还是你会想到其他人？
詹姆斯·贝内特：是的，阿格纽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顺便说一句，刚才听到你说"喋喋不休的消极唠叨精"，感觉真是太亲切了。这一神来之笔其实出自威廉·萨菲尔之手。他当时是阿格纽的演讲撰稿人，后来成了《纽约时报》大名鼎鼎的资深专栏作家。这个词就是他写的，而这恰恰也揭示了两代副总统之间的一个微妙区别。正如夏洛特所说，万斯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写作者。我不认为阿格纽是会自己写演讲稿的那种人。他也并非万斯那样的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正是万斯与最近这些年大多数副总统的真正不同之处。如果追溯到19世纪，你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副总统，但在晚近的历史中，我不确定他是否会喜欢这个比较，但就这一点而言，万斯让我想起的人是阿尔·戈尔。你一琢磨，就会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戈尔是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统，就任时44岁。同样出身国会，同样在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中服过役——戈尔参加的是越战，同样当过军事记者，任期也是六个月。而且他参与了所在政党的一次重大转向——即便算不上彻底重组，至少也是一次实质性的重新定位。而那次重新定位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拥抱科技和硅谷。人们忘记了阿尔·戈尔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攻击手，尤其是在比尔·克林顿第一次竞选总统期间。他抓住了许多非常宏大的构想，我认为其中一些已被证明很有先见之明。我的意思是，显然包括推崇互联网，还有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然而，阿尔·戈尔并非像万斯那样变化多端、几乎难以定型的多面手，也远没有那么善变，他在很多方面也不是万斯那样的政客。我的意思是，万斯能走出去，带着一种义正词严的神态，面不改色地为某些事情辩护，就像夏洛特提到的本周对教皇的攻击，说教皇在自己的神学和公开声明中应该更谨慎些。我觉得这太离谱了，简直是个笑话，完全经不起推敲。但他却能面不改色地做到，而且相当奏效。他确实是总统面向媒体的最佳代言人。
夏洛特·霍华德：这个比较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没想过他们成长岁月中的那些相似之处。关于万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点，也是与戈尔的一个有趣对比是：我一直认为戈尔有点书呆子。而万斯思考政治和理念的方式，给我的印象几乎是浪漫主义的。我的意思是，他前往匈牙利，并用捍卫西方文明的叙事来定性此行。这带有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恢弘气势，在我看来，这种气势脱离了一些政治现实。正如我们在欧尔班的失败中所见。我认为，对大想法的迷恋有时会冲昏他的头脑，从而破坏正常的政治判断。而正如你所说，他作为攻击手也可以非常敏锐。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如此有趣的政治家的原因之一——他集几种截然不同且相当有意思的特质于一身。但让我思考他作为特朗普接班人的一点，恰恰在于他是否会对某些理念近乎痴迷，如果他不能在更偏重政策细节或更务实的层面跟进落实，或者如果美国人民觉得他的言论已经和他们的现实脱节到无法信任他的地步，这种痴迷是否会成为他失败的原因。
约翰·普里多：我对他的匈牙利之行解读得更功利一些。我觉得那更多是为了2028年的“播客初选”（指政客参加党内初选之前在各大播客节目中争取选民支持的过程）造势。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欧尔班是个相当边缘的人物，对吧？匈牙利是个东欧小国，并非美国人生活的中心。但在某个特定的网络世界，也就是MAGA的传播圈层里，欧尔班是挺身对抗布鲁塞尔的英雄人物。所以在我看来，万斯去那里并如此公开地支持他，是在讨好那些未来可能在政治上对他有用的人。而且，就算欧尔班败选——万斯肯定会看民调，我们《经济学人》之前就说过欧尔班输的可能性很大——坦白说，即便欧尔班输了，我也不觉得会对万斯造成多大损害。
詹姆斯·贝内特：没错，约翰，这一点非常关键。这也是我们还没真正谈到过的万斯的一个维度：他是这届政府里千禧一代、高度活跃于网络的那种成员。而且他和塔克·卡尔森走得特别近。我其实在上一届总统竞选末期看过他俩一起在宾夕法尼亚州露面，他俩是朋友。最终也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在很多方面想法非常一致。万斯现在处境很尴尬，因为塔克·卡尔森基本把特朗普在伊朗战争中的一些行为描述成邪恶之举。他非常强烈地反对这场战争。我认为你说得对，这次亲自跑到匈牙利去站台欧尔班，就是万斯在向那个由所谓"新右翼"意见领袖和播客主播们组成的圈子表明自己站在他们一方。
夏洛特·霍华德：你俩说得大都没错，但我对此感到失望。因为这只是一种姿态，又一次背离了总统应当团结美国不同群体的理念，反而只顾追逐那些基于媒体使用习惯划分的特定选民群体。这听起来可能显得我很天真，我大概也确实如此。但我一方面知道这是真的，一方面又为之感到沮丧。
詹姆斯·贝内特：嗯，夏洛特，你说得对，这对万斯来说也是个真正的危险，因为他确实会爱上某些想法，这就会产生一种僵化，这种僵化和他身上那种我们之前聊过的变化多端有点冲突，在政治上对他也没什么好处。而且，你看，他并不是个受欢迎的副总统。据我们在YouGov的朋友的数据，52%的公众不喜欢这个人，喜欢他的大概只有32%。副总统想建立自己的政治身份总是很难，但到目前为止，万斯还没能做到。我认为，除了网络重度用户那一块之外，他甚至显然还没能在MAGA运动中建立起近乎特朗普那样的群众基础。他远没有建立起特朗普与其支持者的那种紧密联系。不过，约翰，你怎么看？你现在会把注押在万斯身上，认为他会成为特朗普的继任者吗？
约翰·普里多：我绕个弯子来回答。这周我跟一个人聊过，他在硅谷时认识万斯，这个人不愿透露姓名，因为他并没怎么夸万斯，而且担心这届政府报复心重。但他说的几点让我印象深刻。其一是，他说万斯聪明绝顶。说这话的人自己有着一大串头衔，在他所在的领域内非常杰出。他还说，29岁时的万斯就像一个在他毫无专业背景的领域里表现极佳的博士后，学东西极快，领悟力很强。另一方面，这个人跟我说，他这辈子看人走眼最厉害的一次，就是看错了万斯，完全无法预料到万斯一路走来所经历的各种转折。他尤其批评了万斯早期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抨击，也就是万斯在本周专栏里所写的，万斯曾把特朗普比作希特勒，对他极尽贬低，结果居然又皈依MAGA。但他还提到，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他曾和万斯共进午餐，那时万斯就说自己打算竞选总统。他们当时还讨论了可能的路径，其中包括竞选参议员或州长，而他后来确实在俄亥俄州竞选了参议员。所以说，这家伙野心勃勃，想有朝一日当总统，这根本不算什么新闻。这次谈话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万斯真的很有年龄优势。我觉得，共和党这边无论谁领跑，2028年都不会是什么好年头。接自家总统的班总是很难，上一次成功做到的副总统还是老布什。但那是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那是美国的大胜利时刻。接自己党总统的班本来就极难，而唐纳德·特朗普又极不受欢迎。所以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局面：万斯在甚至未来十年的美国政坛都按兵不动，然后在50岁出头的时候再去选总统。这家伙才41岁。所以他确实有大把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有个关于副总统的小测验要考考你们俩。万斯当然是第一位千禧一代副总统。
第一个问题：谁是第一位婴儿潮一代副总统？第一位婴儿潮……嗯，詹姆斯正盯着天花板寻求灵感呢。
夏洛特·霍华德：我觉得是奎尔。
约翰·普里多：是丹·奎尔。叮叮！夏洛特得一分。非常好。而且他当时也那么年轻。没错。
夏洛特·霍华德：他当时更是满嘴跑火车。
约翰·普里多：是啊。“婴儿潮一代”指1946年到1964年间出生的人，奎尔是47年生的。他当副总统时41岁，也就是万斯现在的年龄。
第二个问题：婴儿潮一代之前的那代人被称为"沉默的一代"，指1928年到1945年间出生的。谁是第一位沉默一代的副总统？
詹姆斯·贝内特：会不会是尼克松？他多大来着？我记不得他是哪年出生的了。
约翰·普里多：不是，他年纪太大了点。嗯，第一位沉默一代。也就是1928年到1945年间。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好出生在这个时间段的最开头。
夏洛特·霍华德：那这个人至少得是从60年代晚期开始任职的。
詹姆斯·贝内特：呃，不会是戈尔本人吧？
约翰·普里多：我这就让你们解脱痛苦。是沃尔特·蒙代尔。哦，当然。蒙代尔。问题三：谁是第一位X世代（指1965—1980年代出生）副总统？
夏洛特·霍华德：这非常……真的吗？让我很惊讶。是啊。
詹姆斯·贝内特：我猜是戈尔，但我……
约翰·普里多：不，你俩其实都说对了。这是个陷阱题。至今还没有出现过X世代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常被误认为是X世代，但她生于1964年，正好赶在婴儿潮的最末尾。所以，X世代再次被忽略了。
詹姆斯·贝内特：这可以写篇专栏了。我……我觉得我跟你也提过。作为一个X世代的人，我认为美国政治走偏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发挥好我们这代人特有的那种取向——虽然说话讽刺了些，但骨子里带有一种真诚和务实。我们这"挂钥匙的一代"（X世代的别称，即父母为双职工、自己拿钥匙回家的一代人），美国政治若能用好，多半是会受益的。
夏洛特·霍华德：你绝对该写写这个，尤其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卡伦·威廉姆斯去年写了篇文章，说X世代是最悲惨的一代，因为咱们一直被排斥在权力之外。这正好是你对他的一个回击，轮到你出马了。
约翰·普里多：詹姆斯，你这篇专栏现在非写不可了，我期待在播客里跟你聊这个，也为我们X世代在美国政治体制上复仇。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夏洛特。谢谢你，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