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难理解曾经的他有多么的难！,曾经那么难都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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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天涯补刀

　　1991年，国际格局迎来颠覆性巨变，曾经引领社会主义阵营的超级大国苏联轰然崩塌。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宣告苏联彻底停止运作。自此，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国彻底解体，分裂为15个独立主权国家。持续四十余年的美苏两极对峙格局，以苏联的落败彻底落幕。

　　苏联解体的消息传来，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欢欣鼓舞，纷纷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反观全球所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瞬间陷入集体的迷茫与彷徨。

　　未来的世界格局将走向何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路何在？这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亟待解答的时代命题。

　　彼时的中国民众，心中也充满了困惑：历经数十年探索，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到底该如何走？

　　就在这关乎国家命运、制度存续的关键十字路口，一位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站出来稳住了时代的航向，他就是邓小平同志。

　　1992年1月至2月，顶着全社会的思想困惑与舆论争议，邓小平同志先后奔赴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调研，沿途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前瞻性、指导性的重要讲话，这就是载入史册的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振聋发聩的经典言论，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时至今日，很多人依旧难以体会这段话的划时代价值，但正是这句论断，为迷茫中的中国指明了前行方向，更是在绝境中守住、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在上世纪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全球社会对两种社会制度的认知极为固化、泾渭分明。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则清一色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两种经济模式被生硬绑定、完全对立。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察觉到，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僵化的体制只会束缚生产力进步。想要谋求发展、摆脱落后，就必须打破固有框架，推行改革开放，适度引入市场经济模式，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核——统筹结合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

　　当下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改革思路需要承受何等巨大的压力。适度放开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默许市场机制下的部分合理差异，这在当时固守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完全无法被接受的。

　　也正因如此，彼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质疑、诟病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

　　所谓“修正主义”，本质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刻意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初期，就连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伙伴国家，都曾一度误解中国的发展道路，认为我们背离了社会主义初心。

　　读懂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固化的思想偏见，才能真正读懂南巡讲话的深远意义，也能深切体会到邓小平同志当年突破桎梏、大胆改革，背负了何等沉重的舆论与政治压力。

　　言语立论只需片刻，落地践行却难如登天。

　　确定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发展思路后，一系列棘手的现实难题接踵而至：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该占据多大比重？哪些行业可以全面市场化发展？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必须牢牢坚守国有主导？在放开市场活力的同时，如何筑牢防线，杜绝国家被西方势力和平演变？

　　这是一套体量庞大、错综复杂的时代课题，牵扯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每一步抉择都关乎国家兴衰。

　　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全世界都在观望：中国能否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力挽狂澜，守住社会主义的火种？

　　破解这一系列时代难题，需要成熟、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邓小平理论就此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

　　科学的理论是发展的根基，但唯有落地实践才能彰显价值。

　　脱离实践的理论，终究只是空想空谈。

　　在社会主义遭遇全球重创的至暗时刻，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国家发展锚定方向。令人惋惜的是，命运并未留给这位伟人更多时间，让他彻底落地、完善这套发展体系。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将诸多未竟的改革课题、时代难题，留给了后继的执政者。

　　彼时的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发严峻。

　　曾经遍布全球的社会主义国家，历经苏东剧变后，仅剩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五个国家坚守社会主义道路。

　　摆在新一代执政者面前最核心、最凶险的难题，依旧是市场化改革的边界问题。一旦改革尺度把控失衡，中国极大概率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或是在西方渗透下被和平演变，葬送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国企、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注定是一场伤筋动骨的变革。长期以来的“铁饭碗”体制被打破，数千万在岗职工面临下岗分流，不仅会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巨大冲击，执政者也必将背负无数争议与非议。

　　自古改革多艰险，触动利益格局，远比改变思想认知更加艰难。

　　但无论前路荆棘丛生、阻力重重，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滞。

　　为了践行邓小平理论、守住社会主义根基、让中国摆脱发展困境，一场注定伴随阵痛、饱受争议的深刻改革毅然落地，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企下岗潮。

　　翻阅2000年、200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的权威数据，足以窥见这场改革的剧烈震荡。1995至1997年，全国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基本保持稳定，始终维持在1亿人以上的规模。但从1998年改革全面推进后，数据断崖式下跌：1998年国有单位职工仅剩8809万人，1999年降至8336万人，2002年更是锐减至6924万人。短短六年时间，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近4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此次改革的下岗人员。

　　与此同时，城镇集体单位职工规模同样大幅缩水。1995年城镇集体职工尚有3076万人，到2002年仅剩1071万人，七年时间减少2000万人。

　　数千万普通民众被迫告别稳定的工作岗位，直面未知的生活与生计。

　　今人回望这段历史，方能真切体会到当时执政者承受的舆论压力、民生压力与心理重压，读懂那句无声的坚守：九死无悔，万难不移。

　　下岗分流只是改革阵痛的冰山一角，另一项更棘手的难题随之而来——市场化改革催生的贪污腐败问题。

　　为了激活市场经济活力、盘活地方经济，中央持续下放权限，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但在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的转型期，巨大的市场利益诱惑滋生了大量腐败乱象，贪腐问题进入高发期。

　　根据中央纪委向党的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数据显示：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累计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846150名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137711人被开除党籍，37790人同时受到刑事处罚。处分人员中，包含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数据触目惊心，而这也仅仅是转型期乱象的一部分。

　　我生于八十年代，2001年步入大学。在求学阶段，亲眼目睹了那个转型时代的诸多乱象：贪腐横行、民生艰难。

　　彼时的我，和无数同龄年轻人一样，满怀愤懑，是不折不扣的“愤青”，对诸多社会乱象满心不解与抱怨。

　　直到步入社会、历经世事，复盘那段特殊的历史阶段，我才彻底读懂时代的不易，慢慢消解了年少的偏激与执念。

　　在体制转型、利益重构、内外承压的双重困境下，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改革能够平稳落地、稳步推进，本身就是一项举世罕见的奇迹。

　　很多人不解，为何当年的改革如此激进、如此决绝？

　　答案从来简单纯粹：唯有彻底解放、发展生产力，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才能抓住发展机遇，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积累发展资本。唯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百姓生活富足，才能彻底夯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让历经风雨的社会主义事业站稳脚跟，稳步推动国家与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

　　在持续深化的改革推动下，2001年，中国成功叩开WTO的大门，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而在入世谈判的漫长岁月里，我们承受了无数屈辱与刁难。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国家发展路上的刻骨之痛。

　　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所有的外部打压、舆论非议、改革阵痛，都由执政者默默扛下。为了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个人的荣辱得失，早已置之度外。

　　如果没有他，或许我们早已成为了另一个苏联！

　　他不仅守住了江山，还为社会主义留下了一颗最大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