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殖民时期流失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消息传回国内，很多人激动不已：“历史性突破”“圆明园兽首要回家了”。

　　法国确实是西方大国中首个试图以系统性立法解决文物返还问题的国家。过去，归还一件被掠夺文物往往需要议会单独立法，耗时数年。如今，法国想走“批量返还”的路。

　　但欢呼之前，有几个事实需要看清楚：这只是一部法律草案，还需参议院审议、宪法委员会审查、总统签署才能生效；国民议会577席中，当天仅170人投票——虽然全票赞成，但出席率约30%。

　　“全票通过”是真，但“全票”的背后，是多数人的沉默。

　　170人投出来的“全票” 

　　主要为了非洲

　　“对照过去案例，本次国民议会立法主要是为了改善与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不能认为此项法案是为中国而立的。”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西比较研究学者陈思远（化名）指出。

　　旅法华侨张家骏称，法案正文中并未单独提及中国，法国政府和议会反复强调的，是马克龙2017年在非洲的承诺——“非洲的遗产不能只留在欧洲的博物馆里。”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中国文物虽未被单独点名，但有机会被纳入通用的返还框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法案的时间范围（1815-1972年）覆盖了1860年圆明园劫掠事件，因此“圆明园被劫掠文物在原则上属于应予返还的范围”。

　　法国此前返还文物，主要针对贝宁、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且每次都要单独立法，流程繁琐。2021年，法国向贝宁归还26件文物，从启动到完成用了三年。每一步都很艰难。

　　此次新法案试图建立一套统一、普遍适用的返还规则。法国文化部长称，面对越来越多国家的返还诉求，法国需要一套“连贯而具有普遍性”的方案。从制度设计上看，这是一次形式上的进步，理论上为批量追索打开了通道。

2025年11月19日，游客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内参观。新华社/法新

　　但这份看似毫无争议的“全票通过”，背后藏着法国政坛的微妙博弈。国民议会577席中，实际参与投票的只有170人，约三分之二的议员缺席。陈思远认为：“投票率这么低，说明该法案在其国内仍遭到多方反对。”

　　投票前的辩论持续了六个小时。左右两派争论的焦点不是“通不通过”，而是措辞。右翼反对“基于赎罪的极左言论”，左翼则要求“直面殖民历史”。更耐人寻味的是，法案全文没有出现“殖民”这个词。

　　为什么？因为一旦承认殖民掠夺，后续赔偿、道歉、追责就会没完没了。法国最终选用了“非法占有”这个中性表述。

　　据新闻报道，该法律草案在法国国内颇有争议，右翼政党希望把适用对象限制在与法国“关系友好”的国家。陈思远提醒道：“也就是说，未来在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协调的过程中，法案文本可能会发生改变。”

　　圆明园易证、敦煌难追 

　　文物回归的价值不止于学术

　　法案有一个硬性要求：原属国必须提交“非法掠夺”的完整证据链。这是最大的坎。陈思远指出，法案适用“非法占有行为”，但什么是“非法占有”？界定并不清晰。“正式交战取得的战利品算不算？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法军抢夺的文物，属于交战取得，还是‘非法占有’？”

　　从时间上看，圆明园文物有优势。法案适用范围是1815年至1972年间被非法掠夺的文物，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好在范围内。但如果法国认为那是合法战利品，圆明园文物就不在返还之列。

　　据悉，中国流失文物中有一类传承有序、证据链清晰：钤有“圆明园宝”印玺的书画，刻有圆明园字样的宝玺，以及能与档案相互印证的文物，出处基本可以坐实。像《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有乾隆御笔题诗和印章，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这类文物相对容易证明来源。

这是2024年2月13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馆的“椭圆大厅”。 新华社/法新

　　但大量文物是通过“买卖”流失的。典型代表是古董商卢芹斋，公司总部就在巴黎，经他之手流出的国宝不计其数。这些文物多次转手，来源很难查证。

　　更困难的是，许多文物是法国人“购买”取得，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大批敦煌文书是由伯希和等人从道士王圆箓处廉价“购得”。“如何证明法国人在‘购买’时存在欺诈或强迫行为？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陈思远反问道。

　　即便证据链完整，立法程序也远未走完。陈思远提醒，目前还只是草案，还需参议院审议、两院协调、宪法委员会审查，最后总统签署。即便成为正式法律，大批中国流失文物能否适用返还条件，仍在未知之数。他认为，所有流失在法国的文物都不可能短期内返还（购回私人收藏的拍卖品除外）。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指出，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重构历史细节至关重要。尽管古籍书画类文物，文字内容、题跋印章等核心研究要素基本不受实物缺位的影响，但仍有一些细节需要现场观看原件才能确认。

　　陈思远则说得更直白：相较学术研究，收回文物的最大价值在于政治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收回流散在海外的国宝，无疑会大大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还建议，借着追索文物的热度，促进学术机构和社会公众追问当年文物是怎么流失的，这样能推动近代史的研究和普及。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但至少开了一条缝

　　文物回归意义重大，但指望这部法案让大批文物短期内回家，并不现实。“这部法案目前更多是象征意义。”陈思远说。

　　博物馆系统的阻力不容忽视。陈思远指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是卢浮宫、吉美博物馆等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失去这些文物，其参观价值势必大打折扣。

　　本次法案适用范围是国立机构，私立机构的文物法国政府无权处置。卢浮宫、吉美博物馆都是国家博物馆，有义务遵循法国的国家法案。因此，陈思远认为，未来声索文物的难点不在博物馆本身，而在于如何证明“非法占有”等法律程序问题。

　　但他也承认，哪怕只有170人投票，终究是件好事。“至少是法国与前殖民地国家之间多赢的事，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一个积极信号。”

　　事实上，文物回归原属国，具有国际道义与法律上的正当性，但近代的大规模文物返还往往是世界格局变动的结果。

　　最典型的，便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通过国际条约与战后安排，清算战败国的文化掠夺。“一战”后，中国成功追回了1900年被德国掠夺的古观象台天文仪器；“二战”后，中国索回了被日本掠走的“镇远舰”铁锚。

　　当两国关系友好时，返还文物往往成为一份外交赠礼，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新中国返还了52册《永乐大典》。近年来，随着国际公约与法律框架不断完善，中国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的战国楚帛书，经多年努力已进入返还程序）等成功范例已经出现。

2023年10月20日，观众在“五首重聚·故园新语”圆明园兽首铜像特别展览上拍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谈到法国为何愿意推进这项立法，陈思远引用了英国学者伊恩·曼纳斯的“规范性权力”概念。曼纳斯认为，欧盟最大的长处是为国际社会树立道德标准。陈思远指出：“老牌欧洲强国推进文物返还，更多是这种‘规范性权力’需要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良心发现。所以该行为只能称为‘双赢’或‘多赢’。”

　　即便背后有现实功利算计，客观上也在控诉殖民历史，有助于前殖民地国家摆脱后殖民困扰。“至少是件好事。”陈思远说。

　　一场只有30%议员出席的“全票通过”，一次法律障碍重重的立法尝试，当然不可能让圆明园兽首、敦煌文书明天就回家。但正如两位学者所说，这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一步。中国能从中获益多少，尚需时间检验。但至少，门已经开了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