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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十一周年。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通篇未提「反省」二字；同日，她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核心成员高调参拜。八十一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以「无条件投降」接受了战败的事实；八十一年后的这一天，日本执政当局却以集体行动表达了对这一事实的不甘与抗拒。

1月26日，高市早苗出席于东京举办的党首辩论会。

当战败国反复消解战败的意义，受害国应该如何回应？日本右翼长期以来将中国等受害国的历史记忆诉求，歪曲为「延续仇恨」。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话术——将「铭记」与「仇恨」混为一谈，目的是让受害国在追问真相时背上「不依不饶」的道德包袱。然而铭记与仇恨有着本质区别。仇恨指向的是「人」，铭记指向的是「事」。中国纪念抗战胜利，悼念的是三千五百万死难同胞，追问的是历史真相，从未主张将仇恨延续到今天日本民众身上。这个区别必须说清楚，否则一切讨论都将在概念混淆中失去焦点。

但记忆是有时限的。时间本身正在带走最后一批证人。1987年南京首次统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记录在册的共有1756名。三十九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急剧缩减至21人。仅2026年一月，幸存者潘巧英与徐德明在两天内相继离世。

这不是中国一国面临的问题。日本社会同样面临战争亲历者高龄化的挑战。但两国的区别在于：一方试图守住真相，另一方却在系统性地消解它。长崎市政府正计划将核爆资料馆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改为「南京事件」，管理方宣称此举是为了与日本官方表述及主流教科书「保持一致」。然当「南京大屠杀」变成「南京事件」，三十万死难者的悲剧就被降格为一个中性名词。日本右翼不急于否认历史，他们只需要等待。等待时间替他们完成那些他们自己无法完成的事。

2026年08月15日「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现场。

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石川盛太于1937年12月20日写的信。

亲历者的离去不可逆转，但记忆的传承不应随之终结。当「亲历者记忆」被迫转向「国家记忆」，国家是否会以制度化的方式守住真相？八月十五日当天，一百五十余件文物史料、一百余件文献资料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资料涵盖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以及法国外交档案。这些「硬证据」的价值不在于「纪念」本身，而在于它们构成了无法被口头否认的证据链。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现场。

2025年8月，莱因哈特展示收藏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

而比档案更有生命力的，是人的传承。同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阮泽宇、谢静雯、常灵、罗梦、卡莉·布莱迪、克里斯托夫·赖因哈特六人获颁证书。至此，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先后认证五批共四十四名传承人。阮泽宇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阮家田的玄孙。1937年冬，阮家田在南京燕子矶江边惨遭日军刺伤，重伤离世。阮泽宇说：「当年高祖父身处战火，无医无药，重伤离世。而今我手握听诊器，以医者责任守护生命。」国际友人理查德·布莱迪的曾孙女卡莉·布莱迪亦加入其中，她表示：「这份使命更像是一份跨越八十九年的家族契约——当后人问起『一九三七年南京发生了什么』，答案是清晰而无可辩驳的。」当最后一位亲历者离去，他们将成为真相的发声者。

八十一年的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越是接近复兴，越不能忘记复兴从何而来。抗战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赢了那一仗」，更在于它证明了一个道理：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征服一个不愿被征服的民族。这个道理，是三千五百万同胞用生命换来的。它不会随着最后一位幸存者的离去而离去。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守护真相。一个不愿正视历史的国家，无法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而一个无法守住历史真相的民族，也无法真正走向未来。当最后一位亲历者离去，档案、文物、遗址、传承人——这些是真相最后的守护者。这份守护不是对抗，而是责任。责任不分国界，真相亦不应有保质期限。

文：坚杂志驻深圳记者站